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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，尽管粉碎“”已经一年多了，但遵循的还是“两个凡是”：“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，我们都坚决维护；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。”当时各省市和大学还是由革命委员会领导，提出的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，教育战线上的“两个估计”也没有被推翻，这“两个估计”把我们这些在学校的知识分子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我们都是“臭老九”，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，当时就处于这种情况。

　　我记得，首先讲话的是复旦大学的苏步青。他说：“我想不通高教战线年是资产阶级专政，那我们过去做的工作都是为谁服务的？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做的工作吗？但明明是在领导下的。”他问得很有道理，明明是在领导下的，我们怎么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呢？就插线年是黑线年是领导的嘛。”对于这个问题，他在8月8日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：“对全国教育战线年的工作怎样估计？我看，主导方面是红线年中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，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，在思想的光辉照耀下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辛勤劳动、努力工作，取得了很大成绩。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，大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，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。如果对17年不做这样的估计，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。”这样慢慢地气氛就活跃起来了，大家思想都放开了。

　　我作为高教司司长，心里有点着急，因为没有人提到恢复高考问题。在会前我做了调查：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该如何入手？那时是工农兵上大学、管大学，用思想改造大学。那个时候工农兵学员进校以后都以改造者自居，以知识分子为改造对象。当时的大学招生就是从工农兵里招，有一个“十六字”招生方针，即“自愿报名、群众推荐、领导批准、学校复审”。说是自愿报名，你报了，领导不批准，有什么用？所以这“十六个字”就变成四个字：领导批准。领导决定一切，导致当时走后门之风猖獗，领导要谁上谁就上，不让谁上谁就不能上。举个例子，有个著名作家熊召政，1976年时他是湖北英山县的一个知识青年，群众已推荐他上大学，但是到了县里，县委书记不同意：“你明年去，今年我儿子要上。”当时就是这种情况。会前我到沈阳、天津做调查，后来到了顺义县，该县革委会姜副主任对我说：“现在大学虽然恢复了招生，但我们工农子弟仍然没有上大学的权利，因为‘十六字’招生方针，就是开后门的方针，因此我们强烈要求恢复高考，我们工农兵子弟不怕考，不信你查一查‘文革’以前，上大学比例多的还是我们工农兵子弟。”

　　是的，我上大学那会儿，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要占70%左右。当时大学招的工农子弟文化程度严重参差不齐，大多是初中毕业，甚至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，高中生极少极少，因为高中生都下乡了。当时说“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”，所以大学教学就没办法教了，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，你要让他不掉队，大家都得等他，大学就变成中学、小学了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培养出合格人才的。所以我一直记住顺义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话，一定要恢复高考。

　　但会议开了两天了，没有人讲到这个问题。武汉大学代表查全性副教授晚上来找我，他说：“我坐了两天了没有发言，一直在听，我想讲的别人都讲了，我不知道讲什么好。”他是来征求我的意见，因为我们都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教师，我又是会议秘书长。我说：“虽然大家都讲得不错，但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没讲到，就是推翻‘十六字’方针，恢复高考的问题。”其实当时提这个问题是非常冒险的，弄不好就要被扣上“反革命”的帽子，因为“两个估计”还没被推翻。但是我这个人历来胆子很大，我敢说。我说你就讲这个问题，他同意了。

　　当时刘西尧是教育部部长。问他今年恢复高考怎么样？刘西尧说，要改就得推迟，现在是8月6日，当年6月29日到7月15日的招生会已经在太原开过了，还是按照“十六字”方针布置的，招生报告已经给国务院送去了。说：“既然今年还有时间，那就坚决改嘛！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，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。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，要拿出一个办法来，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，又不要引起波动。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。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，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。”教育部说那我们今年就改。

　　1977年，我们是恢复“文革”以前的高考，完全按照“文革”前的做法统一命题、统一考试、统一划录取分数线。恢复高考，重新招生，但当时我们的教学计划还是针对工农兵的，教材都是为工农兵大学生配备的，统一高考招进来的学生不能再用一样的教材了，怎么办？我就给党组织提出建议，说必须马上召开一个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，重新研究制定新的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，不然统一招进来的学生我们没办法授课。当时时间很紧，我提议马上向国务院报告。国务院也很重视，说这个会很重要，安排我们到北戴河国务院招待所开会，这个招待所在“文革”中被当作“封资修”的安乐窝封存了，我们亲自启封，打扫卫生。

　　第二个意义就是拯救了一大批知识青年，他们现在绝大部分都成了国家栋梁，成为学术界、政界、经济界、企业界的骨干。我们武大有位一级教授、著名数学家叫李国平，他的儿子是知青，招工到武汉市当理发员都高兴得不得了啊，因为在农村没饭吃、吃不饱啊，回来就是当理发员，他还高兴得不得了。后来，他参加了1978年高考，被录取到武汉大学历史系，现在是著名的历史学家。我有个学生叫谢湘，后来是《中国青年报》的记者部主任、副社长，也是1977级的学生。她返城后是襄樊市纺织女工，当个女工都高兴啊，她妈妈要她参加高考，她坚决不参加：“我不参加，我做女工很好，我是工人阶级。”而且她当时准备提车间主任，她都不想高考。她妈妈亲自跑到襄樊棉织厂，说：“你考也得考，不考也得考，不考就不是我女儿。”强迫她考，最后她考取了，考到了武大中文系，毕业后分配到《中国青年报》，一直升到副社长。要是没有高考，这一批人就被埋没啦。所以我开玩笑说：恢复高考招收了1977级、1978级、1979级的学生，他们就是从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人才，将来一定能够担当大任。

　　第三个意义，恢复高考使社会风气、学习风气焕然一新，这是无法衡量的重大意义，把过去的“读书无用论”“教书倒霉论”一扫而光。那时候我们大学的很多教授，都把书当废纸卖掉了，认为这一生不可能再教书了。虽然我的书没卖也没烧，但是我也准备改行学木工手艺了。恢复高考以后，大学里进了一批高中、初中文化的学生，教师不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是不能教他们的。所以，教风学风焕然一新，老师们上下班都是跑步前进的，实验室的灯光昼夜通明，大家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，甩开膀子大干，要把被“”耽误的时间全部抢回来，当时就是这么一种心态。